1955年9月27日下午，中南海怀仁堂内，成千上万的开国元勋齐聚一堂。那天，新中国举行了历史上首次的授勋仪式，整个社会都对此充满了高度关注与期待。
在台下，人群涌动，每个人的脸上都难掩激动，低声交谈，氛围充满了紧张与兴奋。就在这时，周恩来总理迈步走到台前，周围的喧嚣声立即静了下来。“大家静一静，”他轻轻挥了挥手，台下立刻恢复了寂静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块几平方米大的主席台上。周总理再次开口：“现在，我宣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官授勋仪式开始。”
上午，毛泽东主席已经为朱德、彭德怀等十位表现突出的将领授予了元帅军衔，因此下午的授勋仪式便从大将军衔开始进行。每一位被点名的将领依次起立，走上主席台，由周恩来亲自为他们佩戴象征荣耀的共和国将官肩章。
然而，当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段苏权走上台时，气氛略微发生了变化。周恩来宣布：“段苏权，授予少将军衔。”话音刚落，台下顿时响起了低低的议论声。因为对在场的人来说，段苏权的少将军衔显得有些“低”了，至少按照他的贡献与地位，中将军衔才更为合适。
展开剩余80%当段苏权戴上少将肩章走下台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，直到回到座位，他才颤抖着手，将肩章猛地扯了下来。究竟段苏权做了什么，才会让人觉得他的军衔如此不合适呢？为什么他的军衔评定如此低？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？
段苏权出生在1916年，湖南省茶陵县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。尽管家境贫寒，他的父亲却极具远见，深信只有通过读书，才能改变命运。为了让段苏权受教育，父亲省吃俭用，攒钱送他去县城的新式小学。年仅5岁的段苏权在学校里表现突出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。这令父亲感动不已，甚至忍不住落泪：“我们家几代人都在山沟里耕种，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才子。”在父亲心中，段苏权是家族的希望，曾无数次在梦中想象儿子学业有成，骑马归乡的那一天。
然而，命运往往无法按照人们的愿望发展。1926年，一天段苏权神色匆匆回到家中，令父亲感到疑惑。当父亲询问时，段苏权脱口而出：“爹，我要闹革命！”这话如同晴天霹雳，令父亲一时无法接受。虽然全国各地都在进行革命，但段苏权年纪尚小，父亲深知闹革命虽然光荣，但也充满危险。于是，他把儿子锁在柴房里，并耐心劝说他放弃这个念头。然而，年轻的段苏权心志坚定，他趁家人熟睡时，悄悄溜出窗户，奔向外面的革命事业。
离开家后，段苏权加入了茶陵县的农民武装，参与了多次农民暴动。尽管年纪尚轻，但他每次都冲锋在前，挥舞着棍棒勇敢迎敌。1930年，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并不久后转入了共产党，迅速得到组织的重视。段苏权被任命为茶陵县的组织部部长和赤卫大队的代理政委，成为了当地中共的领导力量。尽管只有十几岁，他的成长速度和坚定的信念，令许多人都为之惊叹。
1932年，湘赣红军在中央指示下进行了整编，成立了红八军。段苏权闻讯后带领家乡的一批年轻人积极投军。红八军军长萧克对这批年轻战士表示热烈欢迎，并对段苏权的出色表现大加赞赏。段苏权的沉稳与果敢让他获得了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的职位，随后又晋升为湘赣军区宣传部部长。
1933年，面对国民党军的威胁，段苏权带领湘赣军区的部队展开反“围剿”战斗，尽管敌人兵力强大，但段苏权凭借着对民众的号召力，争取到了大量民众的支持，成功保住了部队的阵地。1934年，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，段苏权被任命为黔东独立师的政委，这支仅有800人、400条枪的部队面临着敌军数万的威胁，但段苏权依然冷静指挥，采用了巧妙的战术，成功将敌人引入陷阱。
然而，黔东独立师最终还是在敌人的重重围攻下全军覆没，师长王光泽被俘后英勇就义。段苏权虽然中弹受伤，但幸运地被一对农民夫妇救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，他决定返回家乡。在这段期间，他与一名叫谭秋英的女子结婚，并重新开始了平静的生活。尽管他已与党和军队断了联系，但生活似乎仍然对他有所眷顾。
然而，随着1937年国共两党再次合作，段苏权得知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他立刻决定再次投入革命的洪流中。1937年10月，段苏权找到曾经的上级任弼时，重新回到了红军的怀抱。尽管他这段时间的“脱党脱军”经历，影响了他后来的军衔评定，但他依然通过不懈努力，在抗日战争中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战斗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段苏权被任命为冀热察军区司令员，并领导部队与国民党军作战。然而，1948年辽沈战役中，段苏权因犹豫不决未能迅速占领锦州的关键机场，导致战机错失。林彪等高级指挥官对此十分失望，最终，段苏权的军长职务被黄永胜取代。
如果段苏权当时没有脱离红军，或者在辽沈战役中没有延误战机，他的军衔无疑会更高。然而，由于这些问题，他的军衔在1955年授勋时，仅为少将。虽然段苏权表面上接受了这一结果，但他心中始终觉得有些委屈。1993年，临终时，段苏权决定不穿军装下葬，而是穿上了中山装，这也让他成为了唯一一位以中山装为丧服的开国将领。
任弼时的夫人曾感慨道：“他这一生，受了不少委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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