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4年，四川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的李木富家里，突然迎来了几位红军战士。他们中间有一位军官，还有两个年轻战士，其中一位显然伤势严重，正躺在担架上，脸色苍白，显露出极大的痛苦。
那位红军军官向李木富请求，能否将这名重伤员安置在家中休养。李木富虽然不知对方的身份，但出于人道主义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然而，李木富没想到，50年后，这位曾受他救命之恩的红军伤员会回报恩情，而且他已经成为了一位开国少将。
这个年轻的红军伤员，正是后来的开国少将段苏权。当时，他年仅18岁，是红军独立师的政委。
1934年，贺龙、任弼时、萧克和王震领导的红二、六军团准备从贵州回湘西，段苏权和师长王光奉命带领600多名士兵，穿越贵州松桃县，进入四川秀山县，为掩护主力部队的东进执行任务。
在与敌军激战时，段苏权和通讯班的战士始终走在最前方。冲进梅江场时，一颗敌人射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脚踝。剧烈的疼痛让他瞬间倒地不起，几名战士立即背起他，将他转移到了后方。
展开剩余85%接下来的几天，敌军紧追不舍，段苏权因无法行走，只能躺在担架上。面对如此困境，段苏权心中十分内疚。他看着急速接近的敌人，伤势愈加恶化，而此时师长王光焦急万分，深知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段苏权留在当地村民家中养伤。
然而，时局复杂，国民党对红军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政策，许多当地百姓都害怕收留红军，而即便收留，也有被敌人发现的巨大风险。王光无奈，却也无法做出决定。段苏权感同身受，他主动提出：“师长，我留在这里吧，你们先走。”
最终，段苏权被留在了李木富家中。李木富是一位热心肠的裁缝，他见段苏权伤势严重，毫不犹豫地答应照顾他。但李木富知道，将他留在家中是十分危险的，于是他决定将段苏权藏匿在一处月牙形的山洞里，自己亲自背着担架将他送到那里。
当天晚上，李木富和妻子便带着热乎的饭菜和温暖的被褥来到山洞，为段苏权安顿好一切。李木富安慰他说：“这里安全，你就安心养伤吧，我们会照顾好你。”
李木富夫妻俩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让段苏权感动不已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李木富每天晚上都会趁着夜色去探望他，带来食物和药品。有一次，段苏权的伤口化脓发炎，李木富害怕暴露行踪，不敢让医生上门，而是自己去药店购买药物，小心翼翼地为段苏权包扎。
经过李木富夫妻悉心的照料，段苏权的伤势在半个月内显著好转，虽然他仍无法下地行走，但至少伤口已不再红肿。为了帮助段苏权更好地恢复，李木富亲自做了一个高脚马，让他用左膝支撑，练习站立和行走，还为他制作了两根拐杖。
然而，随着四川形势的日益恶化，段苏权知道自己不能继续待在这里，他必须尽快返回家乡，寻找党组织的踪迹。于是，段苏权告别了李木富，化作一个乞丐，踏上了归乡的路程。
一路上，他依靠乞讨维持生计，经过长途跋涉，终于抵达湖南花垣县茶洞镇的一座土地庙。在庙里歇脚时，他拿出了仅有的铜板，盘算着这些钱可以支持他继续前行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庙门突然被踹开，一个面目凶狠的乞丐闯了进来，看到段苏权手中的钱，立刻抢走了。
段苏权眼睁睁看着那人抢走了自己的积蓄，却无法反抗。失去了所有的钱财，他只能靠乞讨和残羹剩饭勉强维持，继续行乞，跨越了数百里，终于来到了湘西永顺县王村镇。
此后，段苏权借助别人的帮助，终于来到了攸县的皇图岭车站，在那里他遇到了同乡刘维初。刘维初在当地经营着一家豆腐店，看见段苏权时，正好听得出他是茶陵口音，便对他产生了同情，决定帮忙。他将段苏权请到家里，为他换上干净的衣服，还给他纸笔，让他给家里写信。就在刘维初的帮助下，段苏权终于回到了家乡。
虽然一路上有好心人的帮助，也有坏人抢劫，但段苏权心中依然怀有坚定的信念：若能活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，一定要回报这些曾经救助过他的人。
然而，茶陵已经完全沦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区，段苏权回乡后，只能偷偷摸摸地打听红军的消息。直到1937年，一位曾在东北军服役的老乡从西北归来，将红军抗日的消息带到了段苏权耳中。他激动万分，立刻决定前往太原联系党组织。
段苏权赶赴太原，并顺利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接待他的正是他的老上司任弼时。任弼时见到段苏权，眼中满是激动，几乎哽咽着说：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我们曾为你举行过追悼会，真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。来吧，和我们一起抗日！”
接下来的岁月，段苏权参与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身上再添新伤。但每当看到脚上的旧伤疤，他总会想起李木富夫妻的恩情。1955年，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，看到胸前的勋章，他几乎泪流满面，心中无比感激，如果没有这些恩人相助，他早已成为了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之一。
为了报答李木富的恩情，段苏权派人四处打听，终于找到了李木富的消息。1950年，他专程前往茶陵，拜访刘维初，并将刘的儿子接到沈阳，送到大连工程学院继续学业。段苏权还邀请刘维初到自己的家中，表示要长期照顾他，然而刘维初却婉拒了，表示自己已经习惯了劳动。
1983年，段苏权回到了当年蒙难的秀山县，亲自寻找李木富。然而，经过多番打听，他仍未找到李木富的下落。失望的他只得离开，回到北京。但没过多久，段苏权的回访消息传到了李木富耳中，老人认出了段苏权便立刻带着儿子赶到县委，说明了情况。经过核实，李木富的身份确认无误，当地政府为他拍摄了照片，并寄给了在北京的段苏权。
段苏权看到恩人的照片时，泪流满面，写信给秀山县政府表达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并称：“见到恩人的照片，我感到无比欣喜！他们才是真正的红军亲人，理应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。”
1984年，当地政府赠送给李木富一块匾额，上面写着“红军的亲人”，以此表达段苏权将军对李木富的感激之情。此后，段苏权多次为李木富一家送去慰问金，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。李木富虽心怀感激，但始终未提出任何要求，唯一希望的是为村里建一座桥，造福百姓。桥最终顺利竣工，人们为纪念李木富和段苏权的深厚情谊，特地将这座桥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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